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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外的枫桥(一)

2018-05-11

运河北,由北向南,悠悠流淌;过浒墅,在枫桥边绕了一个弯:一支东流,过上、下津,出渡僧桥与阊门外城河贯通;一支向南,与胥江汇流,出泰让桥,傍盘、胥两门,过觅渡桥,联结南运河,直往浙江境内。枫桥边这段曲折的运河,成为苏城西南水网的主要干道。它不仅沟通了吴地的水系,使苏州远近郊区的大片农田灌溉得到了改善。还有利于太湖之水的渲泄,避免了这里的洪涝灾害。使本来就很富庶的苏州跃而成为“苏吴熟,天下足”(《吴郡志》)“一郡丰收可供数郡食用”的粮仓。江浙二地的蚕丝、麻葛。由于水系的沟通,产量也不断提高,据载当时苏州“丝绵布帛之饶,可以复衣天下”了。同时,运河的开凿,使苏州成为了江南航运的中心,商业和漕运事业等都得到了快速发展,对外贸易也日趋发达,海外航船可以通过吴淞江和运河直泊苏州城下,可以直接与外国商人通商贸易,大大加速了苏州经济的发展。白居易诗中:“平河七百里,沃壤两三州。”所反映的正是运河开凿之后东南数郡所得之利。而诗人杜甫:“云帆转辽海,粳稻来东吴。”和杜荀鹤:“夜市卖菱藕,春船载绮罗”的佳句,也都反映了隋唐时代苏州物阜民丰的繁华景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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凭借水陆交通之便利,运河侧畔的枫桥,经济迅速发展起来,很快成为“商贾云集之所,物资集散之地。”《苏州府志》称:枫桥“水陆孔道贩贸所集,有豆市、米市。千总驻防。”这里曾成为全国重要的粮油、米豆集散中心。特别是清初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年间,由于社会安定,生产发展,人口激增,加大了粮食供需的矛盾。江南、湖南、湖北、四川、江西、安徽等地粮食丰收,急需外销;而面海环山,人多地少,口粮难以自给的闽、粤、浙南等地又仰须给予调剂。枫桥已经成熟的米、豆市场迅速发展,在粮食调运中,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当时“两湖、江、皖米艘,自长江泛舟而下,漏私海舶,又皆麋聚于此。”“自阊门至枫桥十里,桅樯云集,唱筹邪许之声,宵旦不绝,舳舻衔接,达于浒墅。”(《寒山寺志》)买卖中的呼唤、吆喝,米豆吞吐的计数声,上装下卸的号子声昼夜不绝,可见当时枫桥米市的繁荣境况。据载雍正十二年(1734年),一年中,自两湖川皖运往江浙的粮食,约有一千万石。而各地的粮食大多汇聚于枫桥,然后再转销浙江、福建一带。乾隆十三(1748)五月旨谕:“浙西一带地方所产之米,不足供本地食米之半。全籍江西、湖广客贩米船,由苏州一路接济。”旨谕中所称之“苏州”,实际即是枫桥米市之代称。樊树志在其著作《明清江南集镇探微》中称:“枫桥米市之繁荣,远远超过其他大镇,成为全国最大的米豆集散中心。”这一评述,相信作者是作了详尽调查考证后得出的,应该是完全符合史实的。

由于枫桥米市的显赫地位,枫桥“斛子店”所制的“枫斛”,便成为米商度量器具的标准。枫桥的粮价,也成为全国米市的“晴雨表”,影响着各地的米、豆行情。“故谚有‘打听枫桥价,买米不上当’一语,谓价钱只须向枫桥打听”(顾颉刚《苏州史志笔记》),记述的正是这一情况。

当时枫桥还是粮食出口基地,史称这里为:“洋米转船之地。”由于“内地石约二千钱,出洋石至六、七千”,致使米商趋之若鹜,往往来枫桥抢购,运向徐六泾口、福山、白茆、许浦、浏河、上海等地出海。有的商行“出洋一日十余船,一月出洋近数百”。康熙四十五年(1706),苏州织造李煦曾说:枫桥米粮“各行有揽福建人买米,每石价粮一两八钱,包送至乍浦出海。”运粮的通道仍是经江南大运河,到浙江然后再出海道。福建海商,自古与徽州商人,陕西铜商以及有“钻天洞庭”之称的苏州洞庭山商人并称,是全国四大商业群体之一,并以做海外贸易著称。他们敢于出高价经营攸关国计民生的粮食,扣除成本和风险,出口还应该有高额的利润和回报。也正基于这样的情况,满清朝廷的官商也在枫桥开铺设市,设置了61座国库米仓,并建有29个碾米厂,至使枫桥米市的规模,达到他处不能与之肩比的程度。

因此,诗外的枫桥,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枫桥。甚至可以用“红尘中一等二等风流富贵之地”来形容它。张继诗中“夜半钟声到客船”之句,正是当年枫桥客事繁忙的真实写照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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